昭通举办首届“乌天麻开挖节”

因此中国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是宽松的，直到2017年以后才降下来。

罗马法学家帕拉尼安说：为弑亲罪辩护难，难于犯此罪行。从两会开始，中国政府推行了较大规模的减税。

其主要原因是这些部门的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约束，而司法体系不能摆脱它们的干预而依法独立审判，甚至成为行政部门侵害企业的工具，结果不仅不能成为民营企业受到侵害时的公正裁决者和保护者，反而有可能因为它的存在使企业更有可能受到侵害。2018年的座谈会对应的是当年经济增长显著下滑，且认识到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的中坚力量。有人说中国司法体系缺乏这种传统，在短期内很难达到这一标准。一个理性人，他会为这区区620万元而受到激励，继续生产或增加投资，而无视7500万元的损失吗？ 所以产权和人身安全是宏观经济的一阶变量，而税率和利率则是二阶变量。著名的王树汶案就是在当事人临刑喊冤后，随即启动重审程序，终获平反（徐忠明等，《谁是真凶》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第127~191页）。

如果法律被遵循，人们会有大致预期。仔细看一下这些文件或意见的主语，都是指政府行政部门或司法部门，而不是作为中国法定的司法体系的各方互动形成的结构。为什么？如果把0岁、1岁、2岁一直到 25 岁的剩余男性加总大概达3000多万人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，比如说整个意大利的人口才5000 多万，而全部男性，从婴儿到老头，加在一起还不到3000万。

最直接的因素是中国父母中，有大量的父母有选择性堕胎。比如美国的居民储蓄率很低，但企业储蓄率比较高。还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，比如，我们从来都教育孩子不能乱花钱，特别是不能花还没赚到的钱。需要指出的是，这并不是说性别比例失衡是影响储蓄行为的唯一变量。

要改变这个现象，就要考虑这些因素。男婴多一点是因为 0—2 岁男婴的死亡率会略高一点，到结婚年龄男孩、女孩就基本平衡了。

但是把这些因素控制住以后，你会发现，除了这些因素之外，性别比例失衡越严重的地方，家庭储蓄率更高。这有两个含义：一方面性别比例失衡是很重要的因素。重男轻女的想法，有很多的城市父母已经开始改变了，只是改变的速度不够快，使得统计数字还是反映出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在加剧。因此，这是很严重的失衡， 不是通过刚才讲的几个途径可以解决的。

现在来看看竞争性储蓄理论对政策有什么含义。包头的王大嫂储蓄比较低，但她也不知道储蓄低的原因是因为男女比例失衡不太严重，而只知道她想买房子就需要储蓄。因此，改变增长模式也需要把性别比例失衡这个因素考虑在内。因此，第一，我们需要解释一下男女比例失衡会造成储蓄率高的逻辑是什么。

而造成有选择性堕胎的原因主要有三：第一是重男轻女，有相当多的父母重男轻女，或者因祖父母辈的压力造成他们重男轻女的行为。第四，如果我们的这个观点是对的，那么男女比例失衡对中国的高储蓄率、高经常账户顺差究竟有多大影响。

此外，高储蓄率还可能同外汇储备 的增加相关。而数据非常明显地表明：如果是在一个性别比例失衡较严重的地方，同样的三口之家的储蓄率会更高一点，但是从有女孩的家庭来看，它们的储蓄率和当地的男女比例失衡没有系统性的关系。

（3）储蓄率 甚至超过了中国原本已经很高的投资占GDP的比例。假设只看有男孩的家庭，我们的理论有一个很明确的预测：同样是有男孩 的三口之家，如果把这些家庭的收入情况、受教育水平、工作情况等都控制住以后，就会发现，除了这些家庭特征外，当地婚姻市场的性别比例也是一个决定性因素。该理论认为，一般来说，如果是工作年龄阶层占总人口比重比较高的话，储蓄率就会比较高。生命周期理论也不能解释，各个国家的经验表明，一国工作年龄人口越多储蓄率越高这个现象并不完全成立。男女比例失衡一定会造成婚姻市场上男性的竞争加剧。对于婚姻市场上 越来越恶化的男女比例失衡，有男孩的父母就会设法提高儿子结婚的概率，尽可能使他不落入3000万光棍的行列。

而这个高储蓄率可能就是通过上述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的，但是读者不一定能做这样的联系。我们的金融水平也在改善。

进入专题： 高储蓄率 经济增长方式 。还值得注意的是，在中国 的国民储蓄中，居民储蓄约占一半，2007 年居民储蓄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 30%。

（2）高于中国过去的储蓄率，国内总储蓄占GDP的比例 自 1990 年以来上升了15%。男女比例失衡是竞争性储蓄行为的结构性因素之一。

经济学里解释高储蓄率还有一个理论是所谓的生命周期理论。我们在前面说到，有男孩的家庭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会刺激家庭增加储蓄，这只是故事的一半，故事的另一半是说，没有男孩的家庭也会因性别比例失衡而提高储蓄，这是性别比例失衡的一种溢出效应，产生这种溢出效应的机制 是房价。在过去的30年里男女比例就逐渐上升，也即男婴与女婴的比例逐渐上升。目前内需的上升主要是由政府拉动的。

其他改革可以部分抵消高储蓄率，但是光有这些改革，而不考虑性别比例失衡问题，储蓄率居高不下的状况就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改观。其次，我们这个观点多半人从来没听到过，再加上他也没有机会读我们的论文，也没看到过证据，所以很多人都会质疑我们的论点。

那么，这和储蓄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假设多半的男性想要结婚，即使这个假设不成立的话，在中国，有男孩的父母多半不希望儿子成为光棍，这个假设应该是成立的。2005年，雷曼兄弟开始持这种观点，而且被广为接受。

中国的高储蓄率至少有三层意思：（1）远远高于大多数国家，包括以高储蓄率闻名的东亚国家。当然，即便所有家庭都这样想，也不会改变中国10年后有3000万男性不能结婚的事实。

有很多因素可以影响储蓄率，比如收入水平、产业结构、当地人口的年龄结构都会影响储蓄率。所以，我想一定还有别的原因。我认为，这是更有说服力的微观数据。而文化应该是不变的，文化只能解释25年前为什么储蓄率比别的国家高，但不能解释为什么 25 年后储蓄率还在上升。

政府行为短期内可能有用，但是长期老是靠政府的需求作为内需的动力，也有很多缺陷，这并不是我们主张的主要做法， 最后还是要回到降低居民储蓄，提高居民的消费上去。所以要是进行跨国比较的话，中国企业储蓄率只比别的国家稍高一点，大概2个百分点。

家庭数据很容易核实，一般来说，在同一个地方有男孩的家庭会比有女孩的家庭储蓄高一点。我们可以考虑这样一个例子：内蒙的包头和广东的某个中型城市，这个城市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与包头差不多，但性别比例不同，广东的城市要高一些，包头则要低一些，然后再找个家境差不多的有男孩的家庭，比如广东的马大嫂和内蒙的王大嫂。

以前也有 重男轻女的想法，但是以前没有造成男女比例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，如果想要儿子的话，可以一直生到有男孩为止，而现在只能生一个或两个，怎么办呢？只能保证我生的一个或两个孩子里面有一个是男孩。说到政府储蓄率，它是有区别的，有些国家的政府是赤字，有些国家政府是黑字，显然黑字国家比赤字国家的储蓄率要高，中国政府今年有赤字，明年可能也有赤字，所以政府储蓄也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的高储蓄率，最后还是要回到居民储蓄。